关键词: 人权本位方针。
由于第二章中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是针对国家权力而言的，因此整个第二章的权利保护的义务主体都是国家，所以，宪法第50条规定的权利和利益的保护主体是国家也就是自然而然。由于宪法是国家最高法，在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性，也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此，宪法本身的国家性决定了宪法文本中的合法也应该具有国家性，也就是说，宪法文本中的合法的法指的是狭义上的国家法。
在宪法上，很多的权利往往表现为自由，尤其是第一代人权中的政治权利，很多情况下是以自由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如传统的六大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实际上都是宪法中的基本权利。这次宪法修改在公民私有财产保护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被誉为是在新中国立宪史上第一次公开、明确地宣告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在中国宪政发展史上必将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对国家、社会、集体利益的全面保护和对公民个人财产的推定保护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反映了我们在财产保护上的区别对待，至于这种区别保护的原则是否合理，笔者将在下文有所涉及，这里不再赘言。而我国宪法第51条的规定却流露出这样的一种理念：即公民个人如果侵犯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宪法权利，就要承担宪法上的责任。这里的国家没有具体指明是哪个国家机关，从保护华侨、归侨和侨眷的权利和利益角度考虑，应该作扩大解释，泛指所有的有关国家机关，既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也包括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
所以，在涉及到公民财产的合法性认定上，我们应该对于非法财产实行严格法定原则，只有在法律明文规定为该项财产为非法的情况，我们才能认定其是非法财产，不受法律保护。对居住国外的公民保护范围远远大于居住在国内的公民，这是不是构成对国内公民的一种非平等对待或者歧视呢？我国宪法第33条第2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然而，《条例》既未具体规定谁能够担当业务主管单位 [36]，也没有规定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条件。
鉴于政府职能应当由法律来确定，无法律即无行政。为政以德本来没错，但如果以德治削弱乃至否定法治，则走上了反法治的方向。我把这些要求概括为职权法定、依法立法、依法行政、依法裁判四个方面。[63] 在三个至上的同时，还有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的要求。
还有人把申诉状、控告信寄给媒体、学者，请求帮助。选拔任用非中共党员领导干部，参照本条例执行。
煤矿安全出了问题，各地所有小煤矿或者本地所有煤矿一律停产整顿，无论证件是否齐全 [76]。这种角色错位扭曲了对政府职能的预设，混淆了公私领域的界分。设立许可要受限制，一概禁止土葬、禁止燃放却无限制。《国务院工作规则》（国发〔2008〕14号）在文字上重新表述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专项整治往往是中央或者地方政府针对某种突出社会问题，由一个或多个部门，在较短的时间内从重、从快地进行检查、处罚、清除的行动。[88] 第二，法院不愿意受理那些本该受理的棘手案件。文章从职权法定、依法立法、依法行政、依法裁判四个方面，检讨了行政法治的理想与距离。[74] 基本模式是，越是地方政府长期的中心工作，大规模违法的情况越是严重。
一方面，应当确定一条原则，凡是涉及公民权利义务的规范，都应当采取正式立法的方式制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目前中国一个基本的政治事实，也是一项基本的宪法原则。
[87] 在蒋石林诉湖南省常宁县财政局案中，原告以纳税人名义提起诉讼，请求认定县财政局超预算购买两台小轿车行为违法，并将违法购置的轿车收归国库。《广东全省煤矿停产整顿 问题煤矿已实行炸封》，《人民日报》2005年8月22日。
这些论述不一定面面俱到、永远正确，却植根于特定的历史，抓住了时代的脉搏。法规、规章抵触法律的，执法机关应当适用法律，而不能适用法规、规章。这四者中，第一条职权法定体现了法律与行政的基本关系，是行政法治的总括性要求。即使如此，这部法律也没有对实际上施行的生育许可加以明确规定。但另一方面，法治政府建设仍然任重道远。但是，就实践来说，法律的实施状况之差是人所共知的。
在官方文件之外，学术界也对行政法治或者依法行政的原理和要求做了阐述。其中的法律拘束，中译本原文为形成法律规范的能力，有的学者译为法规范的创造力。
当外交部发言人情急之下说出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法律在她心中显然也不是至上的。[78] 从全国来看，国家赔偿经费的支出相当有限，大大低于国家赔偿立法时预期的支出。
至于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或者曲里拐弯地规避，或者明火执仗地违法，都不胜枚举。这种状况的特别授权损害了法律保留的精神，有如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上一个扎眼的补丁，昭示着行政法治的缺憾。
新近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对此有所改进，但也只是原则性地规定，党内法规经批准后一般应当公开发布。可见，法治的要求具有很多普适性的内容，法治的理论往往只是地方性的经验。如果执法者除了要考虑法律，还要考虑领导者是否认可、当事人是否接受、舆论是否满意，那么，法律的可预期性就无存了。没有政企、政事的彻底分离，政府无法摆脱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问题。
尽管如此，法律规范性文件从形式、权限到程序，仍然存在相当多的问题。第三，当前中国社会整体稳定，但不稳定的因素犹如高悬于岸的滚滚黄河。
2. 不能被起诉的组织 首先，如前所述，党组织除了在路线、方针和重大决策上的政治领导，在一些领域还直接参与了国家管理。专项整治本身，占据了行政机关的大量精力，转移了行政机关对日常问题按部就班的解决，结果积累了新的问题。
职权法定原则有三个具体要求：第一，政府职能法定。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口号被官方接受后，法治在中国似乎没有了公开的敌人。
[56] 相关规定可参见《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国发〔2000〕23号。[95] 中共中央曾经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领导的意见。[41] 如后所述，法规、规章的设定权本身又受到法律保留和法律优先两个原则的限制。质量、安全性、疗效和治疗周期等方面相同的同类药品，定价却相差巨大，医药公司敢怒不敢言，敢言而不得法院支持。
学者的论述，见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77页。李林《三个至上的法理思考》，《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年第1期。
2002年，中共十六大把新时期的政府职能概括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管理、社会服务四个方面。……地方人民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临时性措施，在一定时期内限定购房套数。
在地方政府的工作报告和省部级领导的公开言论中，依法行政与法治政府出现的频率逐渐增多，甚至开始超过市场经济。[86] 公民不服选举委员会对选民资格的申诉所做的处理决定，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